保罗·克利(Paul Klee)在他的”大师教室“中包豪斯德绍校区,1927摄影 | 露西亚·莫霍里© 柏林包豪斯文献/ VG Bild-Kunst,瑞士伯尔尼,2016
保罗·克利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真正划时代的艺术家之一。他运用孩童般简单的图案与色块组合,演绎出现代艺术史上深刻而动人的经典之作。1921年,克利受邀来到包豪斯(Bauhaus,又译包浩斯)授课,这是现代艺术与设计史上最著名的学校,而克利无疑是被学生公认为包豪斯最具个人魅力与影响力的教师之一。而克利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欧洲大陆。即便在他于1940年逝世后,至今仍对美国与亚洲同代及后辈的艺术家都影响深远。
保罗·克利(Paul Klee)《这惹恼了他》,1939纸本彩色黏土于纸板40.6 x 52.7 x 3.8 cm(含框)© 克利家族/图片由卓纳画廊提供
克利对形状与材料进行了丰富的探索,而这些影响从安妮·阿尔伯斯(Anni Albers)和20年代的胡安·米罗( Joan Miró)、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到艾德?莱茵哈特(Ad Reinhardt)、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赵无极、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艺术风格,直至伊黛·阿德南(Etel Adnan)、理查德·塔特尔(Richard Tuttle)等今天的艺术家中都不难寻其踪迹。
因此,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批评家之一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总结道:“不论有意与否,几乎所有人都在学习克利。”
二十年代
阿尔伯斯、米罗与考尔德
保罗·克利(Paul Klee)与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在街边咖啡厅,法国昂代,1929年夏摄影 | 尼娜·康定斯基图片由保罗·克利中心提供© Klee-Nachlassverwaltung, Hinterkappelen
对克利的学生来说,没有什么比他无尽的丰富变化更叫人惊讶的了。而就想象力的质量而言,克利可以与毕加索相媲美。
——阿尔弗雷德·巴尔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首任馆长
在克利在包豪斯任教的岁月里,他对线条的独特运用在形式与观念上深深启发了他同时代的艺术家。克利的学生、即后来的包豪斯编织艺术大师安妮·阿尔伯斯(Anni Albers)深谙克利所谓“牵着线条去散步”的教导,将线条拓展为编织的表达实践。
对克利的学生来说,没有什么比他无尽的丰富变化更叫人惊讶的了。而就想象力的质量而言,克利可以与毕加索相媲美。
——阿尔弗雷德·巴尔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首任馆长
保罗·克利(Paul Klee)《“失去之后的”面具》,1938纸本彩色黏土于纸板55.2 x 40.6 x 3.8 cm(含框)© 克利家族/图片由卓纳画廊提供
在克利在包豪斯任教的岁月里,他对线条的独特运用在形式与观念上深深启发了他同时代的艺术家。克利的学生、即后来的包豪斯编织艺术大师安妮·阿尔伯斯(Anni Albers)深谙克利所谓“牵着线条去散步”的教导,将线条拓展为编织的表达实践。
保罗·克利(Paul Klee)《卑微》,1939纸本油蜡于纸板54 x 73.3 x 3.8 cm(含框)© 克利家族/图片由卓纳画廊提供
而米罗的好友、雕塑家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则是最早受到克利影响的美国艺术家之一。从考尔德那“流动中”的悬挂钢丝雕塑中,不难窥见克利构图中的结构与韵律——“悬于”两个维度之间,充满着律动。
五十年代
波洛克与赵无极
回顾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历史,从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到诺曼·路易斯(Norman Lewis)的画布上都可以找到克利的影响。2018年,华盛顿菲利普收藏馆(The Phillips Collection)举办了大型研究展《十位美国艺术家:后克利时代》集中展出了六十多件来自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诺曼·路易斯(Norman Lewis)、马克·托比(Mark Tobey)等美国抽象表现艺术代表艺术家的作品,它们从不同角度他展示了克利的艺术遗产。美国画家吉恩·戴维斯(Gene Davis)曾说,“克利的艺术是如此多样,即便是彼此间看似毫不相同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却都可以追溯到同一源头 [克利] 的不同支流。”
保罗·克利(Paul Klee)的MoMA回顾展现场,1950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照片文献,433.5摄影 | Soichi Sunami
《北欧艺术家》,1939纸本彩色黏土与铅笔于纸板52.4 x 40.3 x 3.8 cm(含框)©克利家族/图片由卓纳画廊提供
而克利对形状与线条的创新运用也同样启发了包括赵无极在内的重要亚洲艺术家。当赵无极在40年代接触了克利的作品后,他的创作开始由立体主义转向更为抽象、更加神秘的风格。克利介于抽象与具象之间的“象形图像”让赵无极大为震惊,以至于他花了两个多小时“观察那些散布于线条与符号之间的彩色小方块,惊讶于克利的线条与光影是如此自由。这些小幅绘画中歌唱的诗意,因其打造出的空间感而顿时显得极为有力” [摘自赵无极的回忆,《赵无极:作品、写作、采访》]。
保罗·克利(Paul Klee)的工作室,瑞士伯尔尼,1938年4月摄影 | 费力克斯·克利图片由保罗·克利中心提供© Klee-Nachlassverwaltung, Hinterkappelen
保罗·克利(Paul Klee)《蛇来了》,1939纸本彩色黏土于纸板51.4 x 40.3 x 3.8 cm(含框)© 克利家族/图片由卓纳画廊提供
大约是在1945年,我偶然接触了克利(的作品)。某种层面上,他的作品让我想起我妹妹的画作。这正是克利吸引我的地方。克利(的艺术)与其他学院派不同,而是一种领会自然的方法。他最为现代的并非他作画的方式,而是他看待世界的方式。
—— 赵无极,1972年采访
摘自《赵无极:作品、写作、采访》
何塞·弗雷什(Jose Freches)编著
Ediciones Polígrafa S.A出版(2007)
第138页
保罗·克利(Paul Klee)在他的画室,包豪斯魏玛校区,1923摄影 | 菲利斯·克利保罗·克利中心,克利家族捐赠© Klee-Nachlassverwaltung, Hinterkappelen版权归保罗·克利中心,伯恩,图像档案
即便克利逝世已过半个多世纪,但他的影响仍在世界各个地区的艺术家中持续发酵。正如研究赵无极的学者何塞?弗雷什(Jose Freches)总结的那样,
克利证明了中国文化与西方世界的联结是可能的。克利正是那“丢失的一环”,他向流亡中的艺术家(赵无极) 展示了一条可实现的现代艺术之路。
—— 何塞·弗雷什(Jose Freches)
摘自《赵无极:作品、写作、采访》
何塞·弗雷什(Jose Freches)编著
Ediciones Polígrafa S.A出版(2007)
第37页
文章标题:从包豪斯到赵无极 | 保罗·克利(Paul Klee)的影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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