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初三，苏轼到密州任，汉代把这里叫作东武，隋改诸城，今亦名诸城。东密州与秀丽富饶的浙江杭州完全不同，苏轼才到任，蝗灾、旱灾、盗匪相踵而至，眼前又没有杭州那样的风雅朋友，新法实施
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初三，苏轼到密州任，汉代把这里叫作东武，隋改诸城，今亦名诸城。
东密州与秀丽富饶的浙江杭州完全不同，苏轼才到任，蝗灾、旱灾、盗匪相踵而至，眼前又没有杭州那样的风雅朋友，新法实施之后，地方的余利都上交朝廷，连官员的薪水也较以前为低，酿酒受到严格的限制，他在这里甚至要为如何吃饱饭发愁。尤其是在除夕时，他的情绪非常低落，心灰意冷间，苏轼开始觉得命运就是在捉弄他。他在《杞菊赋》的序言中说：“天随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因作赋以自广。始余尝疑之，以为士不遇，穷约可也。至于饥饿嚼啮草木，则过矣。而予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然后知天随生之言可信不谬。”
一年后，苏轼在密州西北墙上发现了一处“废台”，于是修整而成一新台，“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苏辙依据《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将它命名为“超然台”，并作《超然台赋》予以赞咏：
子瞻既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既得请高密，其地介于淮海之间，风俗朴陋，四方宾客不至。受命之岁，承大旱之余孽，驱除螟蝗，逐捕盗贼，廪恤饥馑，日不遑给。几年而后少安，顾居处隐陋，无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废台而增葺之，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以告辙曰：“此将何以名之？”辙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而已。其乐不相及也，而台则尽之。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邪？《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因为之赋以告曰：东海之滨，日气所先。岿高台之陵空兮，溢晨景之絜鲜。幸氛翳之收霁兮，逮朋友之燕闲。舒堙郁以延望兮，放远目于山川。设金罍与玉斝兮，清醪洁其如泉。奏丝竹之愤怒兮，声激越而眇绵。下仰望而不闻兮，微风过而激天。曾陟降之几何兮，弃溷浊乎人间。倚轩楹以长啸兮，袂轻举而飞翻。极千里于一瞬兮，寄无尽于云烟。前陵阜之汹涌兮，后平野之湠漫。乔木蔚其蓁蓁兮，兴亡忽乎满前。怀故国于天末兮，限东西之险艰。飞鸿往而莫及兮，落日耿其夕躔。嗟人生之漂摇兮，寄流枿于海壖。苟所遇而皆得兮，遑既择而后安。彼世俗之私已兮，每自予于曲全。中变溃而失故兮，有惊悼而汍澜。诚达观之无不可兮，又何有于忧患。顾游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终年。盍求乐于一醉兮，灭膏火之焚煎。虽昼日其犹未足兮，俟明月乎林端。纷既醉而相命兮，霜凝磴而跰蹮。马踯躅而号鸣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云散于城邑兮，徂清夜之既阑。惟所往而乐易兮，此其所以为超然者邪。苏辙平生只作了8首赋，这是其中的一首。苏轼又作《超然台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为求褔而辞祸者，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褔。夫求祸而辞褔，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方是时，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超然”的反义词是“沉迷”或“拘滞”，因为对“物”的态度的不同，而形成了人的态度，就像因为与外物的关系如何决定了人的痛苦与快乐一样，苏轼总能发现事物让人快乐的一面，他的秘密就是“游于物之外”——贯穿了苏轼的一生，也形成了他洒脱的天性。而在西方，要等到800年后的叔本华出来，才开始正式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则痛苦，满足则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林语堂说，这是苏轼最难过最沮丧的一段时光。但是，就在这段时光，却写出了苏轼一生最好的诗词。
熙宁九年（1076）的中秋，皓月当空，银辉遍地，苏轼与苏辙已有6年未能相聚，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一首《水调歌头》。这首词前，还有一个经常被人忽视的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如果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在记忆的空间中只允许去找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在他的生命中，就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只要苏轼一思念弟弟，就会写出好的诗词或文章，比如历史上最好的有关中秋的词《水调歌头》，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词的诞生，标志着苏轼的词也达到了创作的顶峰。评论者说，自从苏轼这首中秋词出来，其他的中秋词就可以不读了。这一年的十一月，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移知山西省西南端的河中府。离开密州，他先告诉了济南的李常和苏辙，然后一家人在大雪纷飞中向济南出发。在即将到济南的城外，苏辙的儿子苏迟、苏适和苏远都在雪中等着他们，接入城中家里——遗憾的是，因朝廷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苏辙此时正好离开济南去京城，到了京城的苏辙住在范镇的家中，范镇留他在京城度岁，因而当苏轼到济南时，苏辙还没有回来。尽管苏辙不在，但因为有李常在，苏轼在济南足足呆了一个多月，除了将济南的名胜转了个遍，天天与李常饮酒赋诗，使苏轼有每天泡在酒里的感觉。一直到二月上旬，他才离开济南向京城出发。熙宁十年(1077)，对他们兄弟来说，是一生中最值得珍惜与回忆的时光。苏轼离开济南，走到澶、濮地界，遇到了前来迎接他一家的苏辙——这是自熙宁三年（1070）分别七年后的再次相见！在同往河中府行至陈桥驿时，苏轼又接到改知徐州和不得入国门的诏书，于是二人住到了范镇的家里，欢聚达两个多月。在京时，苏辙虽然得人举荐已任著作郎，但无实职。所幸此时张方平奢侈旨为宣徽南院使兼判应天府，就将苏辙聘为南京（今商丘）签书判官。于是兄弟二人一起到南京拜访张方平，在那里替张方平写了一篇《谏用兵书》后，同到徐州。苏辙从四月来徐州，一直到过完中秋离开，留下徐州逍遥堂相居百余日的佳话。在这一百多天的时日里，兄弟二人游山玩水，吟诗唱和，可以说是兄弟之情在成年之后最为亲密的时期。在一个风雨之夜，兄弟二人同宿逍遥堂，思绪又回到原来在怀远驿一同准备应试的旧日时光，转瞬之间，竟然十六七年过去了。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前有小引：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仕，将宦游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复移守胶西，而辙滞留于淮阳、济南，不见者七年。熙宁十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濮之间，相从来徐留百余日。时宿于逍遥堂，追感前约，为二小诗记之：怀远驿读书时，二人仅只20出头，如今，都拖家带口、人到中年了。苏轼三个儿子，苏辙除了有三个儿子，还有六个女儿。苏轼还有一首《沁园春》“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来回忆他们的往日时光。 苏轼毕竟比苏辙乐观，他认为苏辙勤修养生之术，自己也略得一二，因而二人在退休之后相聚的日子肯定会比分别的日子多——苏轼却不曾想到，他和苏辙的人生磨难并没有来呢。苏辙在中秋后的第二天必须离开徐州赴南京留守签判任，因而也作了一首《水调歌头》：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苏辙的这首《水调歌头》，单看也极为精彩，只因苏轼的那首过于出色，这首词就只能居于哥哥的阴影之下了。苏辙与苏轼相别，已经七次中秋，今天虽然相聚，但无情的月亮，仍然不肯为人留下而向西沉去。今夜有酒待客，明晚却要孤独的住在船上了，剩下的只是离愁。怕只怕像王粲那样，一次一次地登上高楼相望。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微山两城镇）人。年轻时怀有济世之志，躲避战乱，到荆州投奔刘表，滞留荆州12年，不得施展才华，每于郁闷之中登楼远眺，北望家乡，胸中都会翻滚着无限的乡思乡愁，为此，他写出了《登楼赋》。苏轼曾在这首词的下面有注：“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门居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和词一首，即是《阳关曲》（中秋）：苏轼虽然希望能在词中将苏辙的忧伤转化，但命运就是如此无情，兄弟从此再也没有一同过过中秋！离开徐州18年后的哲宗绍圣三年（1096）中秋之夜，苏轼正在贬谪惠州途中，年已61岁，还重书这首《彭城观月诗》，念念不忘与子由在一起的那个中秋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