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人格的提倡者、实践者 ——徐中玉先生追思会暨《徐中玉先生传略、轶事及研究》新书发布会纪要

2020年11月15日下午，徐中玉先生追思会暨《徐中玉先生传略、轶事及研究》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作协大厅举行。2019年6月25日，著名教育家、文艺理论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中玉先生走完了105岁的人生。为了缅怀徐中玉先生，更好地继承他的精神遗产，由祁志祥编纂、众多学人联手打造的《徐中玉先生传略、轶事及研究》一书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叙写徐中玉先生一生生活和学术历程的传记，也是第一部全面介绍徐先生人格风范、文艺主张和学术贡献的专著。在新书出版之际，上海市作家协会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政法学院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共同主办了这次会议。此外，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上海市美学学会也参与协办，共同表达对徐先生的追思和对《徐先生传略》新书出版的祝贺。

王伟（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共同追思离开我们已经一年零五个月的徐中玉先生。此时此刻，徐中玉先生仿佛回到了市作协、回到大家身边。我们一起重温徐先生那份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和坚守，执着于耕耘徐先生等前辈开辟的文学理论园地，正是对徐先生最好的纪念！

首先我代表上海市作家协会对各位莅临这次追思会和新书发布活动表示衷心欢迎和感谢。徐中玉先生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留下的精神财富至今仍温暖着我们的身心，充实着我们的灵魂，滋养着今天的文学研究和创作实践。今天有这么多的徐先生的弟子、著名作家、著名评论家来到这里，非常令人感动。这是徐先生的学术成就、学者风范带来的。如此名家云集的追思先逝活动，我想在全国也不多见。

徐先生少年时志存高远，强烈的家国情怀、担当意识，积极入世的使命感使他把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徐先生一生，卓然成就中国的文艺理论学派。他曾遭厄运而不改情怀，铮铮风骨，以文弘道，又育才无数、芳流百世。徐先生始终关注现实，把文学活动视为一种责任和追求，力图把文学与社会、与时代联系起来，做到“古为今用”，以推动中国人文精神的发展。

徐中玉先生漫长的教学生涯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是全方位的。我们感受着徐先生等前辈的恩泽，有责任、有义务把他们的贡献发扬光大，将他们的辞章传承永继。通过今天这样的追思、研讨和发布，作一次集薪聚火，为我们做好传承弘扬的工作，烛照前途，添加动力。

刘晓红（上海政法学院校长、教授）

大家下午好，我首先代表上海政法学院对于会议的顺利举行表示祝贺，同时也是对光临本次会议的各位嘉宾和媒介的各位朋友，表示热烈地欢迎！

我是第一次来到上海作协这个美丽的花园。今天在这里做这个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新中国开始以后，这里就是上海作协的所在地。今天的主角徐中玉先生从1989年主持作协工作，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他的身影和声音。我们非常希望他的在天之灵，能够和我们一起再回到他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

因为专业不同，我之前跟徐先生并没有太多的接触。我是从《大学语文》了解徐先生的。后来对徐先生的为人也有所了解。在我心中，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学问家，培养了众多的文艺理论家和作家。今天我们对徐先生进行追思，应该从哪些方面继承他的精神遗产呢？我以为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徐先生文必致用的使命意识。二是把文艺创作与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始终联系在一起的家国情怀。三是对创作自由和学术民主的守护。这是艺术繁荣和学术创新的前提和保障。

张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副总编）

这本书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徐中玉先生文学生命和学术生涯的传记，《徐中玉先生传略、轶事及研究》汇集了国内众多知名学者，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一代学术大家进行了立体而全面的展现。这本书讨论选题之初，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第一时间组织了专家论证，大家都感觉到这部书份量很重，不可多得。我们出版《徐中玉先生传略、轶事及研究》，可以让世人更为全面地认识徐中玉先生的生命历程和学术贡献，更好地理解和传承徐中玉先生的文化情怀和学术精神。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能承担这项重要的出版工作，深感荣幸。

作为一家专门从事文学出版的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至今成立了30多年，先后推出了一系列享誉业界的名著。近些年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百花洲还是初心不改，继续致力于出版学术文化精品，并取得丰富成果。《徐中玉先生传略、轶事及研究》便是其中之一。徐中玉先生堪称学术界的一盏明灯，德高望重，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和作家，这本书便是最好的证明。

文贵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

徐中玉先生自1950年代初开始，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近60年。无论对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还是对整个上海和中国学术界而言，徐中玉先生都是一个荣耀的存在。

2019年6月28日在徐先生的追悼会上，胡晓明教授所撰挽联写道：“立身有本，国士无双，化雨春风万里，何止沪滨滋兰蕙；弘道以文，宗师一代，辞章义理千秋，只余清气驻乾坤”。“国士无双”和“宗师一代”精准地概括了徐先生一生的为人与为学特征。徐先生自己写道：“人类社会有共同的准则，崇高的理想与道德，艺术本领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当然不可缺少，但首先不可缺少的是一个大写的人应有的品格、胸襟。”他还写道：“伟大的艺术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人。”徐先生自己不仅是伟大人格的提倡者，同时也是实践者。2019年12月21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徐中玉先生追思会上，来自学界的同行和徐先生的弟子们从多方面阐发徐先生的人格精神与学术思想。我在追思会的总结发言中，将学者们所描绘的徐先生的形象概括为五个方面：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风骨，一位大学教育家的远见卓识与实干精神，一位大学学者独有的学术创见与宏阔的学术视野，一位学术名刊主编的博大胸怀，一位大学教师的高尚师德与教育成就。当然，徐先生的人格精神与学术思想，内涵非常丰富，远不止上述所描述的五个方面，值得我们不断挖掘与学习。今天我们在此举办徐中玉先生追思会，发布《徐中玉先生传略、轶事及研究》，借此重忆徐中玉先生的谆谆教导，继续阐发徐中玉先生的人格内涵与学术思想，这在当今时代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学术事件。

朱国华（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秘书长）

徐先生对我最强烈的印象是，他有非常强的公心。公心有很多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事情。首先在中文系这个层面，徐先生给我们系里面做出了非常多的卓越贡献。一般人熟知的贡献是，他100岁的时候拿出一百万捐献给中文系，表达了他对中文系非常深的感情。一百万当然是很大的贡献，但是相比其他的贡献来说还不是最重要的。他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遗产是：中文系拥有全国其他所有大学中文系没有的平台和资源。这就是有三个一级学会：大学语文学会、文艺理论学会和古代文论学会。此外还有学会的机关刊物、C刊杂志。这些都是徐先生打下的基础。

刚才有人说“天下情怀”，这个当然很大。如果没有一个“脚手架”的话，也容易凌空蹈虚；如果太强调小的着力点的话，可能又把志向局限在局部的利益里面。2000年的时候中国文艺理论学会要重新开会，当时学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江浙沪学者比较多，北方的学者不太高兴。徐先生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说所有人都可以请，把北方的文论名家请过来。对于一个老先生来说，到了那么大的岁数，能够有这样的包容度，有这样的开放性，很不容易。我一直在这个事情上非常感激他，从他那里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在此我对徐先生表达由衷的敬意。

彭国忠（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秘书长）

徐先生以一人之力创立三个学会，提携无数学生后进，徐先生的人生，是大写的人生，他以大智慧，做大事业，写大文章，得大意义，成大境界。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及古代文论学科方面的贡献，只是他大写人生的一端。

四十多年前，他敏锐觉察到古代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重大意义，充分调动人脉资源，凝聚多方面的学术力量，创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形成以文论为中心，集诗词、散文、小说等各体文学的专家为一体，形成跨文类的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组织。这是全国的第一个这样的组织，充分发挥了古典文学理论在当代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界，徐先生最早强调古代文论专题研究、范畴与观念研究。在他主编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和《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古代文论专栏里，充分开展这方面的论述，形成了重体系、重理论的特色，使古代文论的体系研究、理论研究，与复旦大学的批评通史、南开大学的文学思想史、四川大学的中外比较文论研究，形成四方呼应的格局。

在徐先生鲜明的领袖魅力以及辛勤工作与无私奉献之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从弱到强，形成了一个超过千人规模，举办过二十多届年会，编辑了五十多辑学刊，团结和谐、积极向上、守正创新、有序稳健的学术共同体。

徐先生非常关心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现实，使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具有丰富的当代性，而不是一味守在书斋里食古不化。徐先生的学术思想，具有高远而踏实的文化前瞻性。他积极开展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发掘整理，主张传统思想与当代文艺实践充分对话，大力推动了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

徐先生的领导风格干炼爽利，又善于协调。他长于将各种关系与矛盾加以平衡，如资料整理与理论生发、历史还原与时代介入、个性创造与基本原理、审美与政治等等，在他这里都得到了和谐统一、相互为用的处理。

赵丽宏（《上海文学》名誉社长、上海作协副主席）

我在华东师大四年，讲几件往事。我们进大学的时候，徐中玉先生是中文系主任。他表面威严，其实很温暖的，非常关心学生。大二上半学期我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是对刚刚改革开放的一种欣喜，但也有一种担忧，后来在《文汇报》发表。徐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你的诗我看了，写得很好，也写出了我的心情。”徐先生讲喜欢创作很好，继续坚持下去，但是要写得好，写得深，写得长久，一定要重视文艺理论。徐先生这段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后来我看了很多文艺理论的书，都跟徐先生这段话很有关系。对文艺理论一窍不通的话，文学创作是不可能走得远的。

后来1989年徐先生当了上海作家协会主席。我深深感觉到他对作家，尤其对年轻作家一腔的热爱。2011年，有一次作协活动，到一个岛上采访。那年他虚岁79岁，在江边散步。他说我这一辈子唯一就是没有做过害人的事情。他一生坚持坚守他的信念，追求真理，从来没有改变。

徐先生去世一年多了。今天我们在一起纪念他，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风骨在徐先生身上得到了最高的体现，这应该是我们永远汲取的

毛时安（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还没有讲话，我心里就已经非常激动了。我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表达我对徐先生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我是工人新村长大的工人的孩子。可以说没有徐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我1982年大学毕业，从1983年给先生拜年，一直拜到先生住医院，前后33年没有间断过。每次去都从先生那里得到很深的教诲。先生让我知道何以为人、何以为知识分子。我除了追随先生治学以外，还在作家协会八年。徐先生是作家协会主席，我是管业务的副秘书长。这当中经历了我们国家、民族的一次大的惊涛骇浪，徐先生依然不改初心。他总是那样乐于助人。我每年给他拜年，直到先生失去记忆以后，问的第一句话还是：“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他一生就是帮人家做事情，这是他内心最本真的反应。我说：“我们就是来看你。”他想了很久记起来了，第二句话是“谢谢”。他对这个世界说的最后的话就是“谢谢”。

童子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学术出版社中心主任）

非常荣幸今天来参加这场高规格的会议，心情非常激动。借此机会我向各位领导、各位专家简单介绍一下本书的出版过程和我的出版感受。2019年10月祁志祥教授应邀为我责编的一部书稿写了一篇书评，因此我与他建立了学术联系。时隔不久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向祁教授约稿，他便把拟议中的《徐中玉先生传略、轶事及研究》一书的选题报给了我，并向我介绍了编撰设想和作者名单。我觉得选题会有不错的社会效益，同时注意到作者阵容非常豪华，便向社领导极力推荐了这本书，并获得社领导的高度认同。最终我们和祁志祥教授敲定了出版合同。他尽心尽责、按时向我们提交了初稿，后来又不断增益完善，包括徐先生儿子徐隆的回忆文章，让我深深感受到他对书稿精益求精的态度。进入封面、版式设计环节，祁教授不断提出修改、完善意见，前后经我手中转，与美编往返了七、八稿，包括照片排版等等，让我进一步领略到祁教授作为本书主编的责任感和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以及作为一个美学家的审美水准。编书过程中，每篇文章都写了与徐先生的交往和深厚情谊，每每令我感动。同时也让我深切感受到徐先生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他为当代中国的学术界、文学界培养了这么多人才，令人敬佩。通过这本书的编辑和与祁志祥教授的交流，使我受益良多，对编辑工作有了新认识。《徐中玉先生传略、轶事及研究》是我的编辑生涯当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本书。这得益于祁志祥教授，也得益于徐先生。

陈伯海（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参加今天的会议主要是来悼念我的老师徐中玉先生。我很尊重他在发展国家学术文化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但是我更加感佩的是他为人的精神，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的担当精神，这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当中最可贵的品质。我相当长一段时间并不能理解他这种强烈的担当精神、责任感怎么形成的，直到我后来读了他的文集，特别是文集前面的序言《忧患深深八十年》，我才理解了这种担当精神来自于他的忧患意识。正是因为这种忧患意识，形成了他的家国情怀和勇于担当的人格。这样一种忧患意识，我觉得是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相当普遍存在的。

徐先生这一生跟二十世纪相终始。二十世纪对我们来讲是忧患的年代。徐先生从北洋军阀到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在大后方求学，到了上海，解放以后进了华师大，才算有了比较稳固的立足点。但是两次遭受到重大的打击，封闭了二十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出来，真正开展他的活动。他没有计较，也没有气馁。他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从民族的命运当中汲取力量。用这个鼓励自己敢于担当，敢于作为。我觉得这种忧患意识，连同这种忧患意识所形成的担当精神，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的国家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也有改善，国家也更加强大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告别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了呢？中华民族的复兴，现在还没有真正地实现，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而且这段路可能还是很崎岖不平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今天还需要坚持，还需要发扬。希望年轻的一代能够沿着徐先生开辟的路继续走下去，把民族复兴大业干起来。

王纪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原上海作协副主席）

徐先生可以用这几个字概括：生于忧患，死于光荣。徐先生讲究经世致用，立德立言立功。同时，他是五四时代下成长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以外，更有个性和民主的追求，对思想解放和理想社会的追求。这两种传统的和现代的精神综合在徐先生的身上，真的是师范永存。

一年多过去了，我们还是想到徐先生，不会因为时间的流失把他遗忘。像这样的人越来越少。我们没有徐先生这样的风范，所以徐先生的确令人怀念。

徐先生在知识分子当中很有担当。记得80年代末的那天作协通知我开理事会，正好有人约了我，我没参加。第二天我看到徐先生站在队伍的前面。我那时候真的为他担忧，他刚刚担任上海作协主席，是第一年。徐先生是两个候选人里面选出来的作协主席。因为大家看到徐先生这个人敢于担当。

朱立元（上海美学学会名誉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觉得很惶恐，因为我还不是徐先生直接的学生，但是我觉得我得在这个会上把我对徐先生的崇敬之情表达一下。虽然他不是我学术上直接的导师，但是我一直把徐先生看作我精神上、人格上的导师，而且是永远的导师。

我是通过《大学语文》首先认识了徐先生。我留校是1981年，之后两年派我到青年干部管理学院上大学语文课，拿到教材我一看是徐中玉先生主编的。因为要上课，我必须好好认真地学习和准备，这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再学习的过程。特别是古典文学，我的理解和阐释上都要结合文学史的很多其他材料。阅读后我觉得教材编得好，后来事实也证明，上了一年课，青年干部们对这门课、这份教材非常欢迎。徐先生的教材一是提高素养，第二是教人学会阅读欣赏，甚至是鉴赏力的提高和表达书写能力的提高。我知道徐先生在大学语文上花了很多心血，教材一改再改，编了很多次、很多版本，在全国发生了巨大影响。

徐先生长期主编《文艺理论研究》。我记得从九十年代后期到新世纪以来，他至少给我亲笔写过三封信，信不长，都是立元同志怎么怎么，请你给我们写稿子什么的。他对我学术上关爱、培养让我很感动。大概是2007、2008年，徐先生看了我的文章，也看到别人批评我的文章。这种文章很枯燥，但徐先生非常关心我，让我为《文艺理论研究》写一篇回应。徐先生对我学术上的进步，包括有不同意见的争鸣，既态度鲜明，又有很具体地指导。

徐先生的人格力量，那种大家风范，让我一辈子受教。

孙颙（上海市作协原党组书记、作家）

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今天我们怎么样做父亲》，里面说：“要肩住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徐先生对我们这代人是有“肩住闸门”这种感觉的。赵丽宏讲的那个事情实际上是我们这代人的感觉。

当时徐先生是系主任，我们跟他接触的机会很少。1978年大概11月份，我写了一篇小说。当时不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事，编辑们说涉及“文革”肯定不能发表。这时候我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个编辑到上海组稿，点名要一个胆子大一点的。当时我冒雨送过去了，一个月以后收到通知，请我去参加北京中长篇小说座谈会。我听到后兴奋得不得了，赶紧跟中文系说，我申请去开会。中文系领导跟我说，学生好好读书，开什么会？我们那时候很老实，心里不舒服，只好不去了。想不到过了一个星期，老师突然说“你去开会吧”，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很久以后，知道是徐先生和钱先生他们说，要鼓励学生搞创作。他的鼓励不是对一、两个人，所以后来又那么多人搞创作，或者搞研究，我觉得跟他们的鼓励绝对分不开。我到北京一开会，就认识了王蒙，受到了很多教育，坚定了我走文学创作的路。就那么一点力量，在特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种力量产生的结果会大不一样。正是这样的老师给了我力量，我才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到今天。

王晓明（上海大学教授、上海作协副主席）

徐先生说话比较谨慎，钱先生说话比较随意。但有一次会场领导说了不恰当的话，徐先生拍案而起，顾不上平常很谨慎的姿态。当时他也七十几岁。这么多患难下来，吃过这么多苦，还当过右派，但是赤诚之心还在。平常看不到徐先生的这一面。这种赤诚之心我想是人保持风骨的内在依据。忧患之心是很基本的东西，大是大非的时候就不管了。

另外一点，徐先生在华师大中文系当系主任可以当得很圆滑，但他不是，有点近乎“独裁”，他有他的坚持。领导如果讲得不满意他就会顶。后来他当了华师大的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党委说什么，他不赞成就会顶，华师大有些有名的教授也会顶。回到今天来讲，我觉得今天大学里这样的人太少了。今天大学明显走上歪路了，可是学校里面没有一个力量抵制它。官僚犯错误很正常，就看有没有力量抵制。大学里最应该出力量的是教授。徐先生因为有风骨，他就敢顶。因为有很多这样的老师，学校走偏就不太容易。

王晓玉（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原院长、作家）

我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1963年、1964年前后，我听过徐中玉先生一两节课。现在说起来简直是笑话，那时候中文系规定了几个教师给我们上一点课，叫做“批毒课”，让他们“放毒”，放完以后组织学生批判。一个是徐中玉先生。上完课以后就会组织学生批判，不当他的面。那时候批判徐中玉先生是“卡片大王”。那时候我才20岁左右。我曾在小组讨论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做卡片不是做学问的基础吗？为什么批判卡片大王？我因此受到其他同学的批判。

文革结束，我从外地调回到上海来。听说华师大招了一批1977届，有王小鹰、赵丽宏，一大批上海作家里面的中坚力量，是徐中玉先生到高招办招的，据说他抢在复旦大学之前就把一批有创作实力的，眼看已经有成为作家的苗子里招到华师大。之所以华师大能出作家群，文脉一直延续到现在，徐中玉先生功不可没。在华师大，以徐中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老教授们，有相当宽广的文化视野。他们把能够进行文学创作的学生，看作有才情、有发展前途的学生，甚至在评职称的时候，也把它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加以考量。这样就形成了华师大的作家群。

徐芳（解放日报高级编辑，上海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

我和徐先生是有缘的。徐先生是一个有光芒的人。我高考的时候前三个志愿填的都是华师大中文系，表明了非华师大不去的强烈意愿。到了之后我也觉得华师大的圣人也是我命中注定认识的。在大三的时候，老师课后给我一张纸条，说徐先生让我去他家里一次。我不知道一个大系主任找我什么事，就战战兢兢摸到徐先生的家。他完全没有大教授的架子，但我没敢仔细看他。他问什么，我答什么。他问了一下我的学业情况，我的专业兴趣如何。到大四的时候开家长会。在那个会上我被徐先生表扬到了，我父亲直到回来后还很激动。徐先生之后对我的关照有很多，想起来永远眼含着泪。

徐先生过世前那一天我确实一夜未眠。我当时骨折，非常严重。那时我脑子里没想什么，但是有徐先生的声音飘在我耳边。后来报刊约我写稿。之前我已经写过两篇，这第三篇写得真不容易。我是当时含着泪，在不能坐起来的情况下，趴在病床上写的。徐先生是有精神光芒的人。对我是有感召的，许多细节我都写在了文章里。

陈引驰（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

我跟徐先生很早就有交往。从私的方面来讲，徐先生一直给我一个印象：他是一个非常“硬”的人，性格上很硬，这是他的基调。不那么硬的话，他也不可能经历那么多。但是他对后辈很宽容，非常豁达，什么事情都能包容，都能接受。实际上我觉得他性格最重要的就是硬，这一点对我印象很深。

从公的方面来讲，徐先生是一个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境界的人。立言有他的文集在。立功有华师大留下那些学会、刊物，为学界做了很多事情。立德，一方面坚持原则、风骨等等，另一方面他很包容，这一点很不容易。这些都是非常不容易的，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王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

我也是华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徐先生对我们中文系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使得我们同学有一种坚持独立个性、不媚俗的特点。我一直觉得，只要是华师大中文系出来的学生，好像自带一种特色，这种特色和徐先生以及钱先生的影响是有很大关系的。

说到徐先生，最主要要提到他编的《大学语文》对华师大出版社的贡献和支撑作用。《大学语文》从1981年第一版，每隔三五年会推出新的修订版，到现在一共有11版，这11版主要由徐先生主持编写的。三十年当中，可以看到徐先生对于大学语文在高校教学中的重要贡献。

作为华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我也觉得跟徐先生的缘分不仅在系里和出版社。我本人也是徐先生论文选集的责任编辑。我也很有幸多次聆听过徐先生的教诲。我们要把他的精神保持和传承下去。

周锡山（上海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是徐先生的首届研究生，也是首届研究生的班长，我倚老卖老，代表我们全体研究生感谢4家主办单位。

作为一个弟子来说，我们有责任弘扬师门。作为我个人来说，弘扬师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自己要有一定的数量和质量的著作，为徐门延续学脉。在这方面在座的研究生同学以及同门子弟是我的学术榜样，学术著作多，学术成就高。另一方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研究、总结、评论我们导师徐先生。九十年代我接受中文系的邀请，写了一篇研究徐中玉古典文学和古代文论成就的论文。徐先生90多岁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徐中玉文艺理论研究的治学风格》。这篇文章写了以后发给徐先生，请他自己看一遍。他打电话给我说，不要发表，你写得太夸张了。13年以后，我从美国考察回来。我把这个论文发给谭帆，希望在2019年第1期发表。结果推迟2期，在他仙逝的时候第3期发表，这是一种因缘巧合。虽然徐先生仙逝了，但是他留下的杰出成果可以永远膏腴后人。

黄珅（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

我一开始觉得徐先生非常随和。我们第一次认识很有趣。当时我在历史系，有一次为了一些事情，到中文系想询问情况。当时在一个很简陋的房子里，里面一个中年人坐在里面。我也不知道是徐先生，便凑过去。一张椅子都没有，我就坐在他的办公桌上与他讲讲，他也无所谓。后来成为他弟子以后，到他家里去。现在回忆起来，讲了很多不该讲的话。但他对我一直很好，他喜欢我这样。九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到他家去。徐中玉先生告诉我，北方有一个杂志叫他写一篇文章，介绍一下他的学术成绩，原来让他自己写，他没有时间写，就让我写。他给我提供了一些材料。从这些材料中我发现一个特点，他不仅性格倔，文字也倔。他并不随和，实际倔得狠。他97岁的时候说，让他认错，他偏不。他很倔，后来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也从不认错。徐先生的办事能力、行政能力是罕见的。这些能力我认为甚至远远超过他的学术能力，华师大不请他当校长是最大的浪费。

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民俗研究所所长）

我本来想发言讲徐先生研究生教育时的思想，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研究生教育这块，我们是把徐先生非常庞大的教育思想说得太小了。他的教育思想是搞五湖四海，不是山头主义。他的教育面向整个中文系、华东师大，甚至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学教育界。

徐先生的专与博、收与放，都很有原则。专与博是基于儒家学说而言的。有几本核心的书，不读他是不高兴的，没读好也是不高兴的。放，指学生很自由，但是放也是可以严肃的。我的硕士论文他批改了一百多条。后来我把这份批改稿放到档案馆里去了，可以看到他对学术本位的坚持。

因为研究民俗学，我后来发现，徐先生的《芭蕉集》没有出版，就想是不是重新收集、出版。收集的时候发现《端午民俗考》，是他大学本科生写的，洋洋洒洒的，另外是《重九杂话》等等，竟然有一个民俗系列。文章看上去是民俗的关注，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构建。

夏锦乾（上海市美学学会副会长，上海社联编审）

我是《学术月刊》杂志社的，1987年调入。刚调入不久，作为青年编辑，被带着去华师大拜访那些著名学者，其中一位是徐中玉先生。当时徐先生给我的印象非常随和。我们谈了很多，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他讲到《学术月刊》主要的就是“学术”两个字。后来我才发现，我们老总编把《学术月刊》的办刊方针汇集成两条，一条叫做“学术”，一条叫做“月刊”，现在想起来主要是从徐中玉先生那里来的。

当时年轻编辑有一个规矩，到了春节的时候给学者寄贺卡。我给徐先生寄贺卡，同时也收到徐先生回寄的贺卡。打开一看我很惊讶，他给我的回复是：“锦乾兄”。当时我30几岁，徐先生当时已经是中文系的系主任，已经是70几岁了。他把我们年轻人当做朋友来交往，来关爱、来联系。

徐中玉先生当时是《学术月刊》的编委，在刊物方针、选题等很多方面给了我们很多指导和交流。我昨天跟现在还健在的老主编打了一个电话。我说今天要开一个徐中玉先生的追思会。他说你去看看徐中玉先生在1979年第9期上的一篇文章，那是老主编亲自组稿的。那篇文章讲到中国古代指导青年写作的优良传统。他讲青年人应该不拘一格，畅所欲言。当时思想还非常僵化，他要求年轻人放开写作，符合思想解放的时代氛围。华师大出了那么一批人才——教育人才、写作人才、学术研究的人才，与徐中玉先生对青年人思想解放的鼓励密切相关。徐中玉先生为什么对年轻人这么关爱？一方面跟徐中玉先生自己一生的苦难有关，第二与他对中国文学的展望有关：没有青年人，就没有文化的未来。

朱志荣（上海市美学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我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向《文艺理论研究》投稿。当时徐先生给我写过一个用稿的便条。作为一个年轻人，能发表文章是很兴奋的事情。徐先生的用稿对我提高非常重要，我一直感恩在心，并坚定了我走这条道路的信心。后来和徐先生接触过程中，徐先生对我们年轻人平等、和蔼，让我们如沐春风。我们现在对年轻人的态度也受益于徐先生对我们的影响。

我是2006年调到华东师大来的。开学第一天报到后，去看徐先生。徐先生说我知道你要过来，欢迎你来。再后来，为编书的事，徐先生一丝不苟地敲定篇目和写作规范，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交往，有的时候反复推敲到吃饭的时候，他就让阿姨帮我们下面条。后来我们有空时去看望他。他跟我们聊天，对我们人生有很多指导。他很关心学术界发展的动态和趋势，在这个过程中耳闻目染，我受到很多教育，对我个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吴芸茜（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编审）

我毕业以后先是在社科院出版社，后来到了交大出版社。我跟徐老能够结缘还是因为我当时的一篇博士论文。有人把我举荐给徐老，说我可以亲自向徐老投稿。后来我来到徐老家里呈上论文，没想到他问了我三个特别尖锐的问题：“第一、在我看来王安忆还是青年作家，作为研究论文的对象不合适。”“第二，我听说你的文章研究王安忆和哲学的关系。王安忆和哲学有什么关系？做学问要严谨一点，不要搞一些五颜六色的哲学吓唬人。”“第三我跟王安忆很熟悉，也看过她的一些小说，你见过王安忆吗？你和她沟通过创作生活吗？”这三个问题对我当时来说很致命。我突然意识到徐老有所准备。他也许只是想考考我，而我毫无准备，根本想不到他会问什么。那种场景转换到武侠小说里，好比一代宗师出招，看看这个小子是否接得住。博士论文对一个博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老先生三棍子敲过来，如果接不住就是自毁长城。还好这三个问题我都答了。当时我只是气呼呼的，觉得徐老怎么这么难对付，感觉此地不可久留，还是告辞为妙，就把投稿的论文连同博士论文一并交给他。徐老也不做任何挽留，语气特别急促地说：博士论文我不要了，家里放不下，论文留下来就好。我说已经写了，请您多多指正，就走了。

后来，先生可能觉得我当时的回答还可以，论文写得还不错，于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过了一个多月，《文艺理论研究》杂志的陈老师跟我通电话说：“您的稿子已被录用刊出，我要给你寄样刊了。”对于我而言，确实让我喜出望外、受宠若惊。这么快编发一篇开始不看好的文章，可见徐老对我这篇论文也是看重的。

徐老过世的第二天，《新闻晨报》的记者给我打电话，向我采访徐老的特点。我脱口而出说，徐老有股精气神，那种劲头让我这种70后深受感染。徐老对很多作者有很大的恩情。我作为一个冒昧去投稿的学生，总有一种滴水知恩当涌泉相报的感情铭记在心。

柯文（同济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讲一件我跟徐中玉先生之间的小事情。2000年左右，我有一天碰到徐先生，向他讨教现实主义问题。我认为现实主义的灵魂是批判，如果没有批判就不是现实主义了，那是自然主义、写实主义。徐先生讲这个观点很好，你写出来。我写出来送给他看了，他也认可了，我想这大概没有问题了，能在《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了。谁知道他接下来一句话是：这个稿子你拿回去，先给陈佳明看，等他看后认可再说。我一想，坏了，这个人我不认识，也许陈老师认为还可以，也许他不以为然。我后来把这篇文章投到陈佳明的信箱里。最后得到认可，还是刊发了出来。这件事情让我感到徐中玉先生做事一丝不苟，对年轻编务人员充分尊重和信任。

沈忠海（上海相机摄影博物馆古典影像研究中心主任）

20年前，机缘巧合，我给徐中玉先生拍了照片。原来我是做媒体，会设计，当时对摄影也感兴趣，搞了一个工作室。祁志祥是我朋友。当时他提出说帮徐中玉先生拍标准像，我就很感兴趣。当时还是胶卷，没有数码，我还不是职业摄影师，怕万一拍得不好。后来见到徐先生，发现他很随和，但我还是有敬畏之心。老先生虽然当时年事已高，但配合得很好，我拍出来的照片老先生很满意。后来各种重要场合，老先生用的照片都是我拍的这组照片。现在《徐中玉先生传略、轶事及研究》封面及扉页都用了这些照片，这是对我的肯定，我感到很幸运。

祁志祥（上海政法学院文艺美学中心主任、上海市美学学会会长）

今天我们通过这本书追思徐先生，要感谢四家主办单位，四家协办单位。合作开会的时候大家相互包容，相互理解。要感谢出版方，为我们了却了一桩心愿。要感谢各位嘉宾，在疫情期间，有这么多高人参会真的不容易。

我们对徐先生到底了解多少呢，请允许我用简短的语言回顾一下他的百年人生。从抗日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他总共出了4本书，都汇总在《徐玉中先生文集》第一卷当中。抗日战争时期的主题是民族文学、抗战文学，解放战争时期倡导的主题是民主文学。新中国建国以后一直到57年“反右”之前，出了6本书。其中关于鲁迅的2本。鲁迅是新文化运动民主和自由的旗帜。所以这个时期著作的主题与建国前是一以贯之的。然后是“反右”一直到1978年，这20年是人生遭受挫折的低谷时期。1978年复出以后平反，老树开花，进入到学术研究的第二个盛期，同时创办了三个国家一级学会，办了三个学会机关刊物，在学术著述、人才培养、学会活动等多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徐先生的基本文艺主张是：文必济用，文以载道，文学不能做纯粹的形式实验，文学不能脱离社会的民主、国家的富强、民族的进步。徐先生的一生遭遇百年政治风云变幻，民主和自由是他一生追求的价值目标，反映在学术上就是倡导学术民主和创作自由，在创作方法上坚持实事求是说真话。这些主张带有普适的价值，在今天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必将能够焕发出它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