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主流价值

想象·主流价值简介

自2017年起，中间美术馆开启了一系列重访中国现当代艺术史的工作。我们从当代的立场出发，以连续而非断裂的视角回看艺术的历程，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建立回到今天现场时的知识视野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反复地把当代艺术放在文化、思想和政治的多重坐标下考察，这一方法也体现在我们的数个展览和由此引发的学术讨论之中。在上一个展览“新月：赵文量、杨雨澍回顾展”的闭幕仪式上，我们邀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的戴锦华教授进行了一场演讲，这场演讲也成为此次展览的契机。受到戴锦华教授在电影和文化领域纵深的思考与写作的启发，我们邀请她作为此次展览的联合策展人，并把焦点放在包括视觉艺术在内的各种文化实践形式上。

面对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现实而言，对主流、主流价值的辨识、指认，尽管仍是理解此间中国文化、艺术再现、趣味流转、观念系统的重要坐标，但人们对何谓主流、何种主流，甚至主流何为却始终难于达成共识。对此，我们似乎不得不使用某种怪诞的中国表述：所谓主流价值经常显现为多重复数形态。而此处的“复数”的“主流价值”们，不仅常常呈现为超时空、跨历史的杂陈并置，而且不时地显影为彼此否决、相互遮蔽，甚至水火不容。

或许更为有趣的是，在这激变的数十年间，主流价值之于社会文化的角色形态，与其说是“正常”状态的喁喁腹语、隐身潜行，不如说是一个不断遭指认、获曝光的所在。而召唤主流价值在场，与其说是为了确认某种指称和依据，不如说是为了立起某种标靶，以成就一个抗衡性的姿态和抗衡性的表述。20世纪最后30年的中国文化艺术，尤其如此。人们相信，“拆毁的殿堂还是庙，扯下来的神像还是神”，然而，七八十年代一次次地“告别诸神”、实则迎来诸神的文化尝试，留下的只是种种万神殿的蓝图，甚或只是瞬时狂想。直到90年代，论争的频现与知识界分化显影了主流价值之为在场的缺席背后的意味，即分裂的立场关系着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关系着我们参照着何种世界途径，哪些世界脉络以反观中国并定义中国。越来越丰富的参数、越来越由本土而国际的多重视域，继续造就着对主流价值的显影同时是遮蔽。

我们在主流价值一词背后加上“想象”二字，并非为了蛇足式地标识主流价值的想象性特征——即使对于最为有效运行的主流价值系统说来，它也确乎是想象性的。然而，我们将想象一词并列于主流价值，是为了凸显世纪之交的数十年间与主流价值相关的另一层面上的想象性，即当人们尝试面对（某一个视域内）的主流价值之时，人们通常持有某种悲情对决的基调。这份悲情令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忽略了一些可称重要的文化事实：四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的激变确乎不是在充分计划性的权力机制掌控下完成的，但却大多是在经典权力提供的“共享空间”与“容忍空间”中实现的。

在艺术的语境中，也是在默认主流价值存在的前提下，存在着面向或者反向于主流价值的实践，这种实践经常被二元地划分为激进的或保守的，当代的或传统的，先进的或落后的，体制内或体制外的。这一次，我们把“当代艺术”与其他的文艺创作和生产形式并置在一起观看，这其中涉及剧场、纪录片、电影、网络文化和亚文化、文学以及思想争论等形式。我们的观察限定在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最近几年的状况，通过七个章节即：“引子：黑楼孤魂”“彼岸：小剧场、新纪录片与第六代电影”“沉船之畔：都市电影”“性·政治：文学”“分裂浮出水面：思想史论争”“反光镜：遗产与翻译”“聚光镜：立场、阵营与问题的细化”和“平行宇宙”，我们试图为观察文艺在中国新时期历程中所处的位置、所被赋予的价值以及无数个体所作出的努力提供一个切片，看看所有这些创作和生产形式所共享的文化和政治角色如何变动，内在的驱动力和问题感如何充盈，与那个权威对象之间维持着何种对话。在文艺领域提出“主流价值”这个议题，并不是因为它是令人尴尬的、难于证明的，也不是因为它具备绝对的权力属性。实际上，我们在当代艺术以及其他文艺生产领域都不难见到借助所谓主流的资源和机制进行创作和反思，也不难看到引领新的主流价值出现的野心与欲望，更不难看到重新退回到曾经舞动大旗、力以抗之的主流阵地之中的动作。提出这个问题，既是自曝“家丑”，也希望描述出特殊历史时期下文艺与权威话语之间互相容忍的地带，以及在这种容忍之中文艺迸发的内在动力和批评的力量。

主流价值时常辐射出令人愤怒的波长，也会在某种时刻引发新的秩序和欲望。去年冬天的北京寒冷肃杀，成千上万的人被迫收拾家当离开这个城市，今年在潮热的深圳，新的种子正在长出。我们看到阵营更加多元，人群更加明确，焦虑更为显性，问题也更为尖锐和细化。艺术与其他文艺创作形式一样，屡屡在历史的交叉路口上与主流价值碰撞，激起创造和反思的力量。